关于建筑师（设计师）的自恋的主体性

2023.7.13｜7.14更新 ｜7.19 更新｜7.20更新｜7.23更新｜7.25 更新｜7.30感染新冠停止更新｜8.15 更新

　　什么是建筑师的自恋的主体性（或者直接说是“设计师的自恋的主体性）？那就是建筑师对自己所处的语境的“不知”以及对自己作为创造主体的认同，和对与这种认同同时产生的理念的制造的姿势的认同。一个当代的建筑师可以想要创作让他感到“有趣“的建筑，可以想要提出一种“多意的”的生活方式的建筑，可以制造一种“轻”的建筑，可以主张“自然”的建筑……不管这个建筑师拥有什么样的理念，不管他使用什么样的语言，他都无法摆脱自己所处的语境，以及语境所提供的经济体系、政治环境、集体欲望，等等。比如说，一个生活在前20世纪左右的古埃及人不会产生想要提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欲望，不会想要制造一种“有趣“的建筑，不会想着如何“与自然共存”，相反我们能看到的是为了纪念而可以动用大量人力为自己建立起巨大锥体坟墓的法老这样的权利符号。或者比如在日本绳文时期某个聚落里的居民不会想着把掘立柱的房屋建得高低起伏或者在某个部位扭曲一下，然后说“我觉得这样做挺有意思”。我们可以说在那些时代存在着“如何建起一个建筑”，可以说存在着“设计”这种行为，但不存在“设计”这种职业，更重要的是，不存在当下设计师所拥有的“欲望”，也不存在教会建筑师们如何欲望、制造理念和语言的意识形态。如果在这里要提出一个正确的问题，就并不是“什么是新的建筑”，不是“什么是与自然共存的建筑”，不是“怎样才能更有趣”，而应该是在什么语境下，在什么前置的条件下才会让人产生提出“什么是新的建筑”、“什么是与自然共存的建筑”，“怎样才能更有趣”这样的问题的欲望。就像刚才举的例子，你不会在一个像埃及法老的权利符号所存在的语境下提出要与自然共存，但会在当下的消费市场中接到一个项目，并且在坚信着作为主流的意识形态之一的日常环保主义的前提下用某种“节能”的材料来设计一个建筑并且声称这是实现未来“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愿景的一步，或者是对庞大环保话题的一种“回应”。这样的方式是否能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网络下为缓解气候危机提供真正的答案，是不需要那么认真地去讨论的。当然，这种状态也是当下对于气候变化等问题的犬儒主义的特征之一。
　　“设计”这种行为早就超越了“解决问题“的维度。但首先在这里也不得不去提问，如何定义“问题”的范畴。你可以说如何安排卫生间或者消防通道的位置是一种问题，可以说如何用便宜的材料构建复杂的形状是一种问题，也可以说满足雇佣你的人的某种个人欲望（比如要满足他对某种颜色的个人癖好）是一种问题，也可以说如何让更多人对你的产品感兴趣是一种问题……虽然这些问题拥有不同的内容，但他们都无法超出对于解决问题的主体来说是外在的这一性质，或者说对于解决问题的主体来说这些问题都是大他者所提供的问题。抛开主体来看，对于一个“问题”来说，能解决它的答案本身就是一个空位，这个空位可以用各种不同形式的结果去填满，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通过建筑师的想法A被放置在a处的厕所不一定比通过另一个建筑师的想法B被放置在b处的厕所使用起来更合理，但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对于一个空位来说的两种不同的选择（当然会有第三种、第四种……），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样的选择充满了偶然性。这里我们看到的已经不仅仅是一个问题如何被解决，而是对于一个问题来说的无数答案中的其中一个是在什么样的语境下被如何选择。同时我们不能忽视的，就是除了大他者的需求之外的，作为主体的建筑师自己的欲望和快感。就像刚才所说的，如果一个问题的答案本身是一个空位，那作为主体的建筑师是如何在他的场域里固定这个空位的？“我这样设计是合理的”，但另一个种方式也是合理的，但另一种方式并没有填补这个“合理”的空位，这种填补是偶然的。我们可以从“有意思”、“好看”、“美“这些症状上去解读这个问题（或者更让人恶心的，“有味道”、“有精神性”，等等）。这些症状所展现出的正是主体的个人快感与欲望，但建筑师无法用这种实在界层面的无法穿透之物来为自己在与雇佣者之间的对话中求得正当性，简单来说，你无法告诉对方“我就是喜欢这么做”（至少你得说“我从……上获得了灵感”），而是需要某些理由进行说明。在此我认为我们需要对两个概念进行区分，如果说上面部分解释的是作为教会建筑师如何去产生对填补空位起决定作用的欲望的意识形态的“理念”，那为了掩盖这种“实在界维度”的东西就是相对于建筑的纯粹客体的生成过程来说所有的回溯性“语言”。这些看似理性的语言，都将在未来的某个点上被反向建立起来，就像我一直以来所说的，不管主体用多么理性的语言去说明他的“设计意图”，都与结果（建筑）的诞生毫无关系，但这并不是在说语言中所提到的理念没有在建筑诞生的过程中被用来提供“养分”，而只是“语言”本身是对于建筑的诞生来说是后置的。这样的“语言“被建立起来的基础的实在界维度，是填补空位的决定性因素。就像刚才所说的，欲望、快感也拥有语境，一个当下的建筑师会在环保主义的意识形态下想要选择太阳能设备或者使用当地的材料来建造建筑，而20世纪末的建筑师可能会在德里达的影响下想要将解构主义作为自己的设计理念；18世纪的某个法国设计师可能会对将建筑室内包装成复杂的洛可可风格充满欲望，而当下的某个设计师可能仍然坚持着“少就是多”的态度来感到满足……在这里我想我们得记住齐泽克的提醒，意识形态是在教会我们如何去欲望。或者用尤瓦尔·哈拉里的话来说，这些都是人制造的“故事”，人们不仅是在这样的“故事”中进行选择，还在这样的“故事”中被决定想要哪一种选择。我们在这里看不到任何实体，看不到任何像康德所说的“物自体”，这样的“语言”、“故事”并不是阐释现象的分析理论，不是提供策略的方法论。比如我们以日本的建筑事务所SUEP所使用的语言“建筑与自然的共生”为例（当然，这种类似的语言在当下是十分流行的），先不去追究对“自然”的概念的批判，即使只是把“自然”当作指向绿色的、生物的内容的概念，“建筑与自然共生”并不是任何实在的逻辑，它并不是在解释作为对象的建筑和自然的“共生”在现实层面上是如何展现为一种现象，更不是在创造一种现实层面上的现象，而是一种人造的“剧本”。让许多鸟类和昆虫停留在建筑上并不代表着一种能够解决环境问题的方法在小的层面上得以提出，在建筑中种上大量的植物也并不代表森林系统的破坏得到了缓解，而这只是人为制造了一种让人感到舒适的绿色“故事”、“景象”。当然，并不是说创造一种能平衡人类对资源的消耗和资源的再生以及其他生物的生存之间的循环不是一种好的对抗疯狂的资本主义动力的方法，而只是说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种在环保主义意识形态被吸收进入资本主义系统的当下拥有自恋的主体性的建筑师沉浸在创造“绿色”的故事的系统内狂欢之中。在另一个层面上，去用齐泽克的“臭婊子”的隐喻去批判“自然”的概念的话，在这里甚至可以愚蠢地开玩笑说，即使不要这种设计，建筑不管建成什么样都是与“自然”共存的，更准确地说建筑本身就是“自然”，“人造“本身也是自然，普遍的“自然”的概念并不具有排他性。所以即使是一个把周围自然环境破坏殆尽的巨大工厂，也是“自然”的一部分。
　　总的来说我们可以从上面的部分得出这样的结论：建筑师的欲望建立在某种语境之上，语境下的意识形态辅助地在教会建筑师去如何欲望，而欲望在填补“解决问题”的空位上起到了提供“理念”的决定作用，并且回溯性的语言掩盖了这种欲望。我想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就是建筑师（设计师）获得自恋的主体性的源头。正是语境的存在建筑师才得到了创造他们的语言的土壤，也就是说建筑师本身也是语境的产物。一个原始社会的人类漂流到一座岛上，需要尽所有力气想办法如何用周围的材料建造一种构筑物来为自己提供庇护所，而现在的设计师们会在如何调整建筑某个部分的倾斜角度才能使自己感到满意上消耗大量时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能看到建筑师的自恋的主体性。可以来想象一个生活在14～16世纪意大利的富家或者中产阶级男人的妻子，如果她的丈夫去世了她可以获得丈夫留下的钱财，如果她的丈夫还活着她可以和他协商来支配金钱，然后将这些钱财用在艺术赞助上。或者是那个时期的意大利宫廷贵族女性，可以用大量金钱来对艺术、收藏以及宫殿的装饰进行赞助和投资。我们在这里能看到的，不正是在初期的资本主义兴起的条件下出现的“剩余”的欲望？在这样的语境下，拥有足够金钱的主体可以大量对艺术家进行投资，而在这样的背景下艺术家可以沉浸于寻找自己的“理念”去制作作品，只需要有足够的他者来为自己提供金钱以维持这种语境。如果我们去看十九世纪末期二十世纪初，可以看到第二次工业革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纳粹统治下的排犹主义（作为邪恶资本家的犹太人）、美国的城市化的迅速发展等等，在这样的工业技术、共产主义等意识形态、生产主导转向消费主导的资本主义系统迅速发展的时期，我想我们可以发现消费主体、政治运动的主体转向了数量更多的“市民阶层”（暂且先使用这个词）。在这里我们再来看从路易斯·沙利文到包豪斯一直在使用的理念“形式追随功能”。如果社会主体从贵族阶层转向了平民阶层，发达的工业能够制造批量的、“实用的”的物品，那过去贵族们的收藏的、装饰的“怪癖”，不需要理由的纯粹实在界的欲望还有什么理由需要维持？所以在这样的条件下作为一种对“装饰”的厌恶的批判的“形式追随功能”才能诞生，当然，这种理念就是“ideology at it’s purest”。我们可以看看沙利文这段荒唐的语言：

Whether it be the sweeping eagle in his flight, or the open apple-blossom, the toiling work-horse, the blithe swan, the branching oak, the winding stream at its base, the drifting clouds, over all the coursing sun, form ever follows function, and this is the law. Where function does not change, form does not change. The granite rocks, the ever-brooding hills, remain for ages; the lightning lives, comes into shape, and dies, in a twinkling.It is the pervading law of all things organic and inorganic, of all things physical and metaphysical, of all things human and all things superhuman, of all true manifestations of the head, of the heart, of the soul, that the life is recognizable in its expression, that form ever follows function. This is the law.

        即使不用去钻研为什么能把飞翔的鹰、苹果开花的逻辑确定为一种功能前置的阐释论（而为什么不是synchronicity？），只是去质疑为什么现实层面上的“现象”可以被拿来成为指导设计者行动的“理念”，我想也是荒唐的。就像前部分所说的，这就是一种“故事“，是一种纯粹的意识形态幻象，一种在确定的语境下产生的人为制造的“剧本”。就像柄谷行人所说的：建筑并不是建筑师理念的产物。我觉得反过来说，也就是建筑师在实在的层面上并不是创造建筑的主体，当建筑师将自己的位置与最后被建造起来的结果进行“理念-作品”的对照时，他就获得了一种虚假的自恋的主体性。他在一个被组织起来的语境中行使自己的决定，却将这种决定认同为自己的主体意志。在资本主义更加疯狂发展、日常意识形态更加盛行等等要素所构建的当下语境下产生的这种自恋的主体性发展到了更激进的地步，巨大的市场为创作的主体提供了行动的机会，无论你是用什么样的语言，无论你提出什么样的理念，只要对方对你的作品产生欲望或者快感，那作品就能够获得正当性。我想我们能称这样的主体（设计师、艺术家）为资本主义的排泄物，正是在资本主义系统所创造的自由市场的土壤上，空洞的语言才能获得成长的空间，而主体才能沉浸在如此语境中制造语言，也是在这样的场域下主体才能获得更加强烈的自恋的主体性。
        但是，我想我们需要在此同时注意雇佣者和被雇佣者的关系，我们在这种关系中看到的难道不正是齐泽克所说的“视差”（parallax）？可以先提前说的是，这种主体间的视差关系维持着自恋的主体性的存在。雇佣者和被雇佣者之间的交流并不是单纯的互相理解，或者说互相理解根本不需要存在于这种主体的对话中。无论你以怎样的“理念”完成了你的设计，不管你回溯地建立起怎样的语言，甚至更激进的情况下不具有任何的“理念”，只是一个随机的偶然的想法，另一个主体都可以在完全不同的位置对它产生肯定态度。从一张被揉成团的纸所诞生的想法，一个随手画出的荒诞图案，一个某位学生因为拖延而在前一天临时随便想出的方案，都可以在他者的位置上得到肯定，被赋予一种与之诞生过程毫不相关的解读，这个他者可能是你的甲方，可能是你的教授，也可能是你的“忠实信徒”。这里的现象所展现的难道不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杜尚式的小便池在他者那里被赋予了正当化解读的机制？在这里我们的关注点不是在超越它自身的小客体“object petit a”身上，而是主体间的视差关系。这里以齐泽克提到的本雅明和斯大林的两者的两个不同层级相遇发生的“短路”为例：

A few months before he died, Benjamin wrote "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his short but devastating analysis of the failure of Marxism; he died at a time when many former Soviet loyalists were becoming disillusioned with Moscow because of the Hitler-Stalin pact. In response, one of the"Killerati" (Stalinist agents recruited from socialist intellectuals who were carrying out assassinations) killed him. The ultimate cause of his murder was that, as Benjamin fed through the mountains from France toward Spain, he was hugging a manuscript——the masterwork on which he had been working in the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in Paris, the elaboration of the "Theses." The briefcase containing this manuscript was entrusted to a fellow refugee who conveniently lost it on a train from Barcelona to Madrid. In short, Stalin read Benjamin's "Theses," he knew about the new book project based on the "Theses," and he wanted to prevent its publication at any cost
……
More radically, what the two stories share is that the link they establish is an impossible short circuit of levels which, for structural reasons, can never meet: it is simply not possible, say, for what "Stalin" stands for to move at the same level as "Benjamin," that is, to grasp the true dimensions of Benjamin's "Theses" from a Stalinist perspective

        本雅明和斯大林两个主体所处的不同层级的相遇，也就是两个结构性不同的位置产生了关系，就像齐泽克在这里阐述的，斯大林不可能移动到本雅明所在的层级，也就是说斯大林不可能真正掌握本雅明的“理论”，但这种“理论“可以在斯大林的层级得到另一种解读，最终产生了“短路”效果使得“理论”成为本雅明被斯大林谋杀的原因。这种情况下主体间存在的结构性的差异，便是主体间的视差关系。这种视差并不是简单的“角度”的不同，所以才在这里需要加上结构性差异的前提。我们在刚才所说的设计师和甲方之间的关系、学生和老师之间的关系、艺术家和观看者之间的关系正是这样的视差关系，正是这样的“短路”。我们可以说设计的主体所处的层级与观看的他者的层级相遇之后产生“短路”，他者只需要在他所处的层级对作品产生肯定的态度，那作品就可以获得正当性。所以我想我们才能看到一个不管多么荒唐的想法，都可以在另一个主体的层级上获得肯定，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设计师可以完全沉浸于“理念-作品”的对照中，享受视差的关系带来的“短路”效果。在最后我想可以这样说，正是资本主义系统的疯狂发展才为雇佣者和被雇佣者、制造者和观看者的关系提供了大量扩张的场域，而这种关系之中存在的视差使得空洞的理念、人造的“故事”可以在现实层面上得以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