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声音

     我想先从这样的案例开始。（这样的案例数不胜数，当然作为曾经的学生我也亲身经历过。）
     可以回想一下高考的动员大会或者军训，再或者企业培训中某种集体的喊话，这样类似的东西。在这里我们先用最充满激情的学生为例，可能是一个站在讲台上的学生代表，也可能是台下众多学生。在这样的情景下，学生（或者其他主体）在台上不断大喊“我要考上......””我要成为……“之类的语言，并且这样的喊话会不断重复，不断重复。再极端一些，某种情况下这样的语言甚至可以变得模糊不清，无法再听清楚主体说的是什么。首先需要提出的是，对于这样的姿势我们需要进行批判，而不是享受它所提供的将思考缩减到最小程度的激情，因为在这样的姿势中我们看到的正是意识形态运作的实在界维度（或者是在纳粹德国对希特勒的呼喊，更或者是国歌）。当然，也是在说明这并不是某种青春的激情，而是为了主体完全进入到前置的语境之中并在行动的层面上得以确定的姿势。（关于我们需要对此进行批判的这一点本来不需要提及，但为了表明此处的立场以及进行批判的原因还是加以一些说明。）同时，在我们将注意力放在对在进行这种喊话时的主体的扭曲的表情感到不适时，我想我们应该更进一步看到作为一种“声音”的外在效应。我们可以将这种行为称作一种“洗脑”，如果以过去“洗脑”这个词所被用来形容的人的状态的结果为准的话。但是，如果在这里就以此将洗脑定义为思想层面上的改变，将注意力放在思想层面上，去关注作为“声音”的喊话的的内容的话，那便是忽视了这种行为真正的运作机制。理解这一点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只要我们能看到在上文中提到的如此喊话被压缩为某种无法听清的混乱的声音的瞬间，这样一来可以提问，那我们还如何能将批判位置放在内容之上？所以，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的，便是这样的批判的位置。
     齐泽克在谈到拉康欲望曲线图的第二阶段时提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能指矢量S-S'的最右端被称为“声音”？他是这样写的：
      “......不能把它（声音）设想为内涵充足、自我呈现的意义的载体而是（像德里达那样）把它设想为无意义的客体，设想为符指化操作（signifying operation）、缝合所导致的客体性残迹（objectal remnant）、残余......声音的这个客体性身份（objectal status）最清晰的具体体现是催眠的声音（objectal status）：当词语无限反复地涌向我们时，我们会不知所措、词语会失去其意义的最后踪迹，剩下的只是它的惰性呈现（inert presence），释放出催眠的力量......”
     在这里先抛开拉康的欲望曲线图的几个部分，只是从这个被提取出来的片段中来阅读这种“惰性呈现”。之所以在这里引用齐泽克对能指矢量右边声音的解读，正因为这样的无意义的、外在的符指化操作的、具有催眠意义的“声音”，不就是我们在这里想要讨论的对象？ 且让我们再回忆一下那种模糊不清呐喊。如果说“内涵充足、自我呈现的意义的载体”是仍然拥有内容的语言的话，那这种呐喊的话语就是被剥夺了内容的语言的外壳，而对于在大喊出这种语言时剩下的“残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想我们可以像齐泽克在这里所说的一样将之称为“声音”，而这种符指化操作（signifying operation）正产生了具有催眠效果的外在效应。在这里我们必须关注发出声音的主体。当学生开始喊出“我要考上……”这样的话语时，真正的接收者并不是外在于作为主体的学生的任何一个实存的他者，而是从作为符号秩序的大他者那里反射回来之后进行接收的主体自己。我们可以在这里参照德里达在《声音与现象学》中的论述：
     “声音是意识。在讨论中，能指的宣传似乎没有碰到任何障碍，因为它使纯粹自我影响的两种现象学根源发生关系。向某人说话，这可能就是听见自己说话，被自我听见，但同时，如果人们被别人听见也就是使得别人在我造成了’被听见－说话‘的形式下在自我中直接地重复。直接重复”被听见－说话”，就是不求助于任何外在性而再产生纯粹的自我影响”
     所以这种“声音”是在主体的内部得到重复：我在对外喊话，但却是我作为发出的声音的听者对我自己产生了效应。在一种特定的语境下，主体可以通过这样的“回归”的声音来让自己稳定地处于此语境当中，所有的激情都产生于这种操作。就像为了高考而喊出“我要考上……”的学生，或者军训时不断大喊“团结就是力量”的学生，在“高考”和“军训”的语境下学生们获得了让自己真正“团结”的激情。我想我们需要把握刚才提到的这一时刻：语言缩减为无法听清的声音的时刻，因为在这一时刻能看到最激进的——语言失去了它的形式也失去了它的内容。我们可以梳理出这三者的关系，也就是能指、所指和声音的关系。我们可以说被喊出的话一开始具有内容，而在“喊话”这个行为中内容已经不再重要，内容被剥掉之后只是形式本身保留在了效应产生的过程中，而“声音”便是效应产生的“残渣”。在一切的内容和形式都消失掉之后，“声音”毫不遮掩地展现出了它的形象。
     这里我想提到另一个例子，来自于药师寺宽邦的佛经歌曲。这并不是一种新的形式，对此我们看到的难道不是与被指责玩弄纳粹军国主义符号的德国乐队“战车”所做的事情相同的东西？齐泽克解释他们的行为是还原了前意识形态的最初状态，是原欲（libidinal）释放。我想我们也可以说，宽邦的佛经歌曲通过与某种大众熟知的音乐结合得到了前意识形态的最初状态并获得普遍性。我可以不信佛教，我可以是无神论者，但通过这一结合我仍然可以沉浸在不断重复的词汇堆积起来的洪流中并且终于获得纯粹的幸福和平静。在这里作为相对于佛教的完全的他者，面对着宽邦的佛经歌曲和面对着喊话中那种模糊不清的词汇难道不是同样的情况？语言不具有内容也不具有形式，只剩下了纯粹的声音。当然，我们还是需要观察这种声音处于怎样的语境当中，因为我们享受这样的声音不总是只是单纯的自我体验。在《变态者的意识形体指南》中齐泽克举到了电影《歌厅》（Cabaret is a 1972 American musical period drama film directed by Bob Fosse and written for the screen by Jay Presson Allen）中出现过一首叫做《Tomorrow belongs to me》的歌曲，这首歌曲不是由资本主义全球化语境下的可爱和尚演唱，而是纳粹时期德国的一名青年。并且这首歌曲不是可怕的军歌，并不是激烈的进行曲，而是“温暖的阳光照耀大地......”的美好歌曲。我们在这里暂时先不进入“威权主义总是利用美好的语言”这一类话题，只是看到歌曲在被演唱的整个过程中人们是如何充满激情地加入到其中。就像刚才所说，歌曲的内容、形式都与纳粹德国的极端行为可以说完全相反，但在这里我们需要关注的正是“声音”，在人们起立逐渐开始演唱并且语言已经产生了外在效应时缩减成为的“残渣”。这就是我想强调的重点，这种美好的、充满希望的“声音”让人们在一个恐怖的语境中充满“美好”的激情。
     对于高考的学生，他们可以通过喊话沉浸于被提供的应试的语境，享受被预设的青春的激情，而对这种预设的场域不予反思。或者，我们可以想象讲台上进行着爱国演讲或者让学生们感到愧疚的父母与孩子的感人喊话的老师以及下面哭成一片的学生。在这些“声音”的背后我们总是能看到作为大他者的统治者所提供的意识形态语境（比如这里属于CCP所提供的意识形态的爱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而对他们来说这种“声音”可以成为真正的“洗脑”工具。所以再次回到最开始的“洗脑” 的话题，我们需要真正理解的是这种“洗脑”不是在思想的层面，即使你可以完全忽视掉语言的内容，你也可以在“声音”中获得激情，像《歌厅》中的人们一样在美好的歌曲中朝着恐怖的大他者所提供的意识形态目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