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70年代在宁夏的工作、锻炼及交往

七十年代物资缺乏，父亲每次探亲从北京回银川，大包小包的给单位的人带好多吃的穿的，我常看到他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的记录着好多的人需要的各种物品，每次办完一个画一个勾，他骑着自行车或走路去各个商店一样一样的采购，同时还要为他们垫付购物款。回到银川后一个一个的将物品交给购物者，有的人就赶紧将钱付了，有的人特别不自觉，把东西拿走了不给付钱，说以后给，可是以后也不吭声了。那时工资低，10块钱就等于一个月的生活费了，父亲从不抱怨，只是说可能他忘了，然后自己从口中再节约下这笔钱，这些事从来不跟母亲说，只是偶尔跟我说一下。
父亲十分孝顺他父母，自己家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可是他在银川很不容易买了一点木料，找木工给奶奶打了一张床托运到天津。宁夏出毛毯，父亲先给奶奶买一条，自己却从来没有舍得给家里买过。母亲为此事一直耿耿于怀。
70年代初父亲去宁夏固原支农，那是宁夏比较贫穷的县，那里的人常年得不到温饱，几个人盖一床被子，衣不遮体，家里仅有的一两套衣服，谁出门谁穿，政府给他们发的布票没有钱买布，他们将布票贴在窗户上当窗纸用。
听说去那里支农，没人愿意去，还没等领导动员，父亲主动说他去，去了半年还是一年我忘了。在那支农干部每天是轮流被派到农民家里吃派饭。农民自己都吃不饱饭，能给他们这些干部吃什么呢，听说经常以土豆为主，能吃一碗面条就感到非常的满足了，吃不饱饭还得要干活。他了解老百姓的疾苦，同情他们，帮助他们，同那里的老百姓打成一片，后来深得公司领导的赞扬。我就记得由于营养不良，父亲从固原回来又黑又瘦。
1971年初从北京到银川共去了干部8-9个人，工人4-5人。他们这批人从北京到银川新的单位，由于他们是北京大建筑公司来的，文化程度比这个单位人高，施工经验比这个单位人丰富，由于人的嫉妒心，很受当地单位人的排挤（可能害怕占了他们领导的地位的原因吧）。
父亲从不多说话，默默的工作。每天早上最早的一个去办公室。最晚的一个下班。被分配的工地也是最远最艰苦的地方。我记得有一年给他分配到小口子（在山里）工地。那里距公司驻地有25公里。
父亲跑着去工地。跑着回来。在他的带动下，好多年轻人也跟着他一起跑步，那几年第五建筑公司的体育活动搞得轰轰烈烈。每年都要搞一次运动会。父亲还带着一帮年轻人参加自治区职工的环城比赛。每一次都能拿到个人和集体的前三名。作为父亲的女儿，我也还算是争气，无论是单位还是环城比赛都能跑第一名，父亲很为我骄傲。
跑步给我们带来的健康和快乐。这帮年轻人都愿意去找父亲聊天儿。谈跑步谈理想，那时父亲有不少的年轻朋友是他的粉丝。
父亲对工作任劳任怨，从来不抱怨。又和蔼可亲，谁有困难他就帮助谁，所以五公司的干部工人都说王工是个好人。
与父亲同去的还有一个小王工，叫王德成，比父亲小六、七岁。他是上海同济大学土木专业毕业的，在工作中由于受到当地干部的排挤，加乏文革因为身份高（解放前的大学生家里不是地主，资本家根本没有钱能上大学的），受了些冲击心情不爽，长期抑郁成疾。最后查出得了肝癌，后来回北京养病。两个儿子还小，是父亲照顾了他好长的时间，直到他去世。
我就记得，那时小王工为了治好病，找各种的偏方儿，买过甲鱼等等。70年代初市场还没有开放，想买甲鱼很困难，父亲骑着自行车东奔西跑去采购，后来也不知道从哪儿弄到的甲鱼，父亲一直在精心的照顾他。但是由于病已到了晚期。任何药也救不了他的命了。
还有同去宁夏的同事一生未婚的孤寡老人麦永士，从宁夏退休以后回到北京。他住在北京胡同的一间平房里，由于体弱多病，每年一到冬天.架炉子生火买煤是他最感困难的事儿。虽然父亲的年龄比他还大，但父亲由于坚持锻炼身体，身体很健康，更主要他有一颗爱心，因此每年的冬天父亲主动到老麦的住处为他在房子里架炉子买煤，春天帮他拆炉子。老麦到后期出门儿去商店买个东西都很困难。父亲骑着自行车，隔3差5的就去他那里帮他采购，帮他料理家务。坚持了好多年，直到他去世。
在父亲的带动下，我有时从银川回来，也拿着水果去特意看望过老麦几次，他很是感动。
父亲对任何事从不抱怨，这点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记得1989年我代表公司工会和父亲去四川成都参加一个老年马拉松比赛。回来的时候买不上车票，后来大会的主持人帮我们买了两张硬座。我和父亲都太实在，其实我们两个坐飞机回去也应该可以的。
参加这个会之前，工会的领导让我给他带两只四川的鹦鹉回去。我手里一只手提着鸟笼子。另只手拿着行李箱。父亲手里提着他的小提箱。里面装的是他的过去和现在的马拉松赛奖状、奖品，他的日记本、剃须刀、衣物等等常用物品。我们乘坐公交车到达火车站，我万万没有想到四川火车站人如海。做火车像挤公交车。我多亏将钱放在隐蔽的地方。没有让小偷偷走，后来我发现我放在大衣袋里边的纸都让小偷偷走了。
我们随着拥挤的人上了火车后。我和父亲的两个座位不在一起，虽然两个号挨着，但是中间有一个隔道，我们两个人的票都是靠边的座，我最倒霉的是我的那张硬座，上面的铁皮号没有了。有一个40多岁的男人坐在我的座位上。我拿出车票来跟他说，这是我的座，他耍赖说这个没有号。我提着行李跟他交涉的时候。父亲正准备放行李。可是这时候有一个妇女让父亲帮她把行里放到架子上，按理说父亲都70岁了，完全可以不管。可是父亲就是这么个助人为乐的人。就在他放下自己的行李箱，先给别人放行李，就在往上放行里的瞬间，他的行理箱被别人偷走了。
参加这次运动会本来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但因为这件事让我心里很不快。我不停的责怪自己没有看好爸爸的行李。都是我的错应先放好行李后 ，再交涉座位的事，丢失箱子中的奖状笔记本都是他最珍贵的东西，失去后让他多心疼啊，可爸爸一句怨言都没有，自始至终也没有说过埋怨过我的话。当时的情景，让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车开了，我后来去找列车员告诉他我的行李箱丢了，我的座位让别人侵占了。最后还是列车员把那个人轰走了。我至今还记得那辆火车上的人特别多，好多人一直站着达终点。当时我们能有一个座，我们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这就是我想起来的点点滴滴。
王建和 2020年7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