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必要的广州游记
(注意：为表达具体语境，下文含有大量歧视用语。此外，下文没有逻辑，可从任意一处开始/结束阅读。)
想到在标题用“游记”这个词，就觉得有点好笑，虽然早就离开了，毕竟也在广州生活过数年。
那些赶地铁公交的脚步加速、扫视站牌时的一目十行、在复杂路口的适时转弯，似乎已形成了肌肉记忆，继而会当成是都市丽人的特征而让人沾沾自喜，与非广州居民聊天时，总时不时插上一句，“习惯了广州的生活/节奏……”
直到离开了它，才发现这些所谓的本地人肢体语言，只是作为城市耗材的代偿反应。当我作为游客重游故地，站在路口，双腿先于大脑指令往前迈时，才意识到自己走错了出口，而我还自信地，没有理会指示牌一眼。当我找遍了眼前的公交站牌，才发现要等待的班车在另一个分站停车，而同一个车站的不同分站，有的可以相隔百米之远。
在被开四停四约束下的外地牌车辆，望着各色粤A毫无征兆地变道超车，左一辆公交，右一辆公交，径直往面前的方寸空位挤进来。司机目瞪口呆，抓狂，大叫。人人都是金钟地铁站车厢内的人，机动车挤非机动车，非机动车挤行人，行人挤到马路上。
广州人像饭店里态度奇差的服务员，能想象到广州本地人的语气吗，“唔中意就咪来！（不喜欢就别来！）”这一就座就被服务员劈头痛骂的饭店，反倒更引人趋之若鹜，甚至被冠上“有性格”、“桀骜不驯”的高帽。 这里形成的规则，便是无视约己的规则。遵守规则的人，便是违反广州的规则。
出发我已经预想到自己定会满腹牢骚，想想真是自讨苦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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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墓地和清真寺，是我在广州的习惯。说广州是在墓地上扩张的城市，应该也不为过。曾经是荒郊野岭的墓地群，星散于主干道两旁，被囊括在摊大饼般扩张的城市，成为了城中心成载休闲娱乐功能的存在。而对清真寺和穆斯林社区的疏离乃至畏惧，反倒让它们在纷闹的城市中保存着封闭花园般的宁静——即使广州的清真寺是对所有人开放。
和友人们从医院走出来，旁边烈士陵园的朱红色栅栏门，仿佛形成了一个隔绝纷扰的结界。吸引着我们走进这偌大的公园，广州起义纪念碑是竭力占据着天际线，但行人已熟视无睹。战死者的坟头是一座座依然翠绿的丘陵，往深处走就看到一群观鸟的长者。我们没有目的地，拐进树冠交错的石阶梯，两旁立着灯杆纤细的灯笼，往下走便是横跨小湖的拱桥，恍惚间有种到访神社的静谧。
危机四伏的城市和生命中，有这样睛朗的下午，我们坐在中朝人民友谊亭旁边的长椅歇息，摘下黥面般的口罩，好像还人手一杯华农酸奶，好像不用思考疾病、工作、压迫、命运，不用担心波光粼粼的湖水会暗淡，不用盯着天气预报怕着凉。我们从和煦坐到微凉，在日落之前我们各奔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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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里的人民公园，巡逻车缓慢驶向西面幽暗的小路，车顶跳动着的红蓝警示灯光，透过百年老树的浓密婆娑模糊成暧昧的紫。男人们试图安静地坐在长椅的一端，紫光一阵阵漫上脚踝，拍湿了黑灰或白色的袜筒。他们一时低头看着手机的来信，一时抬眼瞥向来往的路人，翘着的二郎腿不安分地反复切换着。
巡逻车驶离的间歇，公园里的人便换了一身橘黄色的光芒。踱步的男人感觉到路灯下跟着的另一个男人，但他丝毫没有身处危险的感觉，这是公园独一无二的安全感。他等待着他向前，拍他的肩膊，他转身礼貌回绝了他，他抱歉着离开了，他低下头，留意到渐行渐远的步履中，他刷得锃亮的皮鞋。
一路之隔街灯依旧，另一波人群正我行我素地踢毽子，打羽毛球，高歌，狂舞。跳着交谊舞的女人和女人，回头时与围观观众的目光对上，她们相视一笑，继续搂着对方在光芒中翩翩起舞，而男人和男人的身影已淡没在公园小路的出口。
以前看过《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还没懂，看了《梦的背后》才明白过来，原来这些、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是外面的地方所不曾有过的。只有旁人的眼，才能一眼识出那样的不同。（当然我的眼和娄烨的眼怎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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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在神志不清的状态下掀起了一场场大斩树运动，当中种种利益勾连人们固然心照不宣，但看着它们一副斩上瘾的模样，很难让人不怀疑它们本就以屠树为乐，活像紫金山下日军举行杀人比赛。只是杀红了眼，它们胆敢斩到太上皇的御植头上，像李彩娇斩姜葱鸡般斩斩斩斩斩，斩得龙颜大怒，最后内部裁撤了一大批相关人士，这失心疯般的斩树闹剧，才以如此戏剧化的结尾收场，空留“大放光明”的公园和河堤。
“大放光明”一时并未阻挡市民们的脚步，但斩树潮犹如预演抄检大观园。也许它们本意未必剑指公园那些隐蔽的生机，但“惑奸谗”的复合影响无疑直接摧毁它，而且催毁的不会局限于一个公园几条路。正如有网友评论抄检大观园，大意是：你半夜醒来发现全家人提着灯笼来要搜你房间，是不是觉得你家快要完了？
私家园林里捡到绣春袋，全家人提着灯笼搜你房间的意境可能太过古朴。医护或者身份不详的隔离衣人士（“大白”）因为几条街远的“可疑阳性”，拍你住处门给你捣喉咙甚至全屋“消杀”才是众人亲历的习时代特征。能上门采样已经是“仁政”了，大家经历得最多的，难道不是街道办拿着大喇叭穿街过巷循环播放“落楼做核酸”，然后人挤人等上几十分钟就为证明自己“没病”，因为咽喉被刺激而恶心作呕，一个接一个把脸凑到“大白”身后的垃圾桶吐唾沫星子，积攒的痰液和擦嘴纸散发的气溶胶不断往下一个人脸上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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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小北门及其他城门在不少本地人曾念兹在兹的民国时代就被当局以城市建设为由头拆掉，但不妨碍他们觉得他们认为的充斥小北街头的外来者——尤其是“黑鬼”（非洲裔）——才是城市的侵蚀者。当然，那时的广州人纯粹是把嫌贫爱富为优良品格，毕竟“我们不是种族歧视，只是……”。
广州人自诩“不崇洋媚外”，但对非我族类还是要分出个三六九等：对“黑鬼”、“绿教徒（普通话用语）”（西亚裔、印尼人、马来人、巴基斯坦人等）、“阿三”（印度人）等低端人口捂着鼻子走避不及； 对“鬼佬”（欧裔）、“棒子（普通话用语）”（韩国人）、“萝卜头”（日本人）虽然嘴上嫌恶，但看钱份上仍会高看一眼。而对“港灿”、“台蛙”、“新疆佬”、“回民”等则是高高在上的恩主心态，顺带对内地延长主义的“恩赐”表达强烈不满。
当中国新冠疫情进入平台期，新发病例多为境外输入时，“黑鬼”很快成了众矢之的——与之相比白种“鬼佬”仿佛是一尘不染的实验动物。各种谣传不绝如缕，例如地铁车厢全被“黑鬼”占领、“黑鬼”把共享单车扔到主干道上、千名“黑鬼”（新冠核酸检测）阳性等等。敢为人先的广州人彼时已进化成“我就是种族歧视”，要求把“黑鬼”驱逐出境——腰缠万串锁匙的广州房东，忙不迭地把非裔居民扫地出门风餐露宿，地方当局雷厉风行，旋即将非裔居民关押隔离。在开放包容的广州，他们因为自己的肤色而像塑料垃圾袋在寒风中被踢来踢去。
2022年初，开始有孕妇在医院门前流产，孩子在“医学隔离点”死去，但东兴、瑞丽尚未在悄无声息中几遭灭城，上海、乌鲁木齐也浑然不知将至崩溃边缘，贵州大巴还没侧翻，吉祥苑还没发生火灾，广州也还没报道有大规模暴发感染病例，“疫情防控”尚未层层加码，人们还能在隔三岔五捣喉咙插鼻窿，一步一出示检疫证明（“健康码”）下偷着乐，差点我们就能习惯这样的日常。
在那段“宽松”的时期去了一趟小北，那个几乎成了生人勿进的“朱古力城”——虽然平日里也差不多如此，一出地铁站口依然是土耳其餐厅的烤肉香味。我往通向天秀大厦的天桥上走，那里笼罩着许多神秘色彩，什么“低端全球化”的象征之类，我也被这些说辞吸引过去。打开检疫证明，门口的保安并没有细看，刚进门走着还见到卖纱丽、卖地毯的店铺，越往上走空置的商店越多，可能贴着“生意兴隆”的玻璃门后面，已经是人去楼空。
离开的时候看见楼下的士多，本地人模样的阿姨正操着英语跟两个阿拉伯人闲聊，怅然若失的我又好像没那么失望了。要再过了两三个月才发现自己有多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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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非洲裔人士的谣传不全是出自广州本地人口中，不少“新广州人”虽然撕不掉“捞佬”标签，但还是能在“中国人”这个框架下一致对外。只是无论是曾经作为有着自身认同单元的城市还是如今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广州对不同定义的“外来者”的容忍度都越来越低了。就连他们自己也有一天同样被“广州同胞”视为来自境外的威胁，下场甚至比“黑鬼”还凄凉，LMF在《二零一九》怒吼着“以人民斗人民，是非不分”，可前者从不把后者视为人民。
“湖北人”在疫初已饱受歧视，但好戏还等在后头。如果当初面对的姑且已天灾为主，后头便是长春围困战般的人祸。广州人饭后一边看着手机里敦和居民冲击围困一边剔牙，义愤填膺地说“我们不是排外，但那些湖北佬真的毫无人性。”
在全中国白纸抗议迭起蔓延至广州时，平时无论是高喊“定于一尊”还是热衷“小骂大帮忙”的广州人，终于长出同一双眼睛，同一对耳朵，同一根舌头，同一个大脑，毫不动摇地维护政权的统治。
广州人作为一个群体（当然不是什么共同体）出现足以令人胆战心惊，他们可以在电光火石间迅速切割出海珠人和广州人，敦和人和海珠人，“闹事(naau6 si6)”的“湖北人”和听话的本地人。在人民负隅抵抗时选择背刺他们，扬言随街用粤语问答识别出海珠广场的广州境外势力，一旦对方讲的是中国通用的普通话就向政治警察举报。
随便一说，海珠广场是否在海珠区这个问题，和香港麦当劳道的麦当劳到底是谁一样，对于我们这些外人来说毫无意义。但他们自作聪明以此划分异己族群时，可能都忘了海珠广场一带满布大型批发市场，驻扎的广州境外势力比血统纯正的中国广州人可能还要多。
我只有一件事不懂，广州倒底给那些可爱的人民灌了什么迷魂汤！它的自我定位已经如此明确，居然还有据称是在场的人民说，广州的警察都是只眼开只眼闭，广州就是不一样云云。广州何德何能被人如此赞誉？它甚至还嫌你们晦气。
图片来源：端传媒
正当全民磨刀霍霍陷入告密狂欢时，巧立名目的戒严令一夜之间被各种“优化”“调整”变相抵消，混乱程度堪比文革结束。凜凜冬月鬼门大开，各路饿鬼伥鬼天塌了似的在家躲了几天“世界末日”后，终于忍不住涌出来堂食啃元宝蜡烛，搭上了便车还不忘往为他们争取的抗争者身上踩上几脚：
“就系嗰班躺平派惹畀我哋！（就是那些躺平派传染给我们！）”
“我哋广州人至实际，先至唔会要乜自由，我哋净系要堂食！（我们广州人最实际，才不会要什么自由，我们只要堂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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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中华民国”还是以被浪漫化的旧日景观，和依靠同行衬托、名过其实的民主自由政治环境，笼络了不少（无论是意识形态取向还是文化审美品味）站在政权对立面者的人心。广州作为中华民国政权色彩最浓厚的城市之一，自然让不少“国粉”乃至广义自由主义者一厢情愿心生向往。 粤语在内的“广府文化”，也不全是本地人标榜自己，寻求优越感的花瓶。他们也曾为了这些“不实际”的东西，迈开尊腿齐集江南西。
然而好花不常开，在侥幸搭上平成的末班车，一瞥公民社会的最后芳踪后，猝不及防迎来了残酷的习时代，大清算旋即袭来，政治层面的建设毁于一旦。但在民间“自由”、“民主”、“人权”尚未被污名化，明面上仍是积极的价值追求，是可以拿来当装饰门面的东西。就连中山大学的招生办，亦曾恬不知耻地拿“自由”当招牌。
香港时代革命是撕裂整个中国政治舆论场的标志性事件。紧接着的瘟疫三年尤其是后期的戒严（“封控”）时期，更是将中国社会撕裂到无可复加，彻底对立的地步。那些曾经的“国粉”，也分化成若干立场截然不同的群体。其中的大部分，都不约而同走向了曾经的对立面。但在“小粉红”、“支蛆”、“左派”、“理中客”等笼统的称呼下，其实他们没有变，立场反复横跳，偶像一变再变，昨天蒋公今天教员，扒高踩低、自视甚高的思想内核却始终如一。
“讲求实际”的广州人，也许是渴望拥有比香港或者澳门那种名不副实的“一国两制”自治度更低的部分自治“制度”：要有个漂亮壳子（例如镶在皇冠上的钻石翡翠等），名义上的地方当局有着管家式的管治和管控能力（相信政府），自己可以骂政府（但别人批评就是别有用心），不能麻烦自己（但麻烦别人冇问题），定期派钱给自己（但不能便宜了外人）。
广州与“中央”的羁绊太深，从古到今都不容得任何真正自治的实践。作为永远的帝国边陲，广州其实很想得到被视为共和国长子的认可，因此它总是不厌其烦地复述自己在这个革命那个革命扮演的角色，津津乐道着“粤语差一票成为国语”虚假传闻，给国家GDP贡献了多少多少，新时代没什么好讲的了，就不甘人后争当政权渗透港澳的跳板，时时不忘当年御驾亲幸永庆坊。
其实细想，自十九世纪以来，广州分明是保守派（甚至是保皇派）和机会主义者重镇。到了廿一世纪竟未改变分毫，广州人依然是政治上的保皇派，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者，文化上的孤立主义者（这一层倒是摇摇欲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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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作为城市在衰败，在我搬离之前就经已开始。很难断定哪件事标志衰败的开始。最初感受到的，是各种明里暗里的压制在步步紧逼，昔日的门面陡然成了污渍，而我没有意识到的，是市民对城市事务参与的漠视、舍弃、污名化，转而批发一些虚有其表的文化符号，以抓住四处飘散的认同感，以及建立其上的优越感。
他们不愿正视结构性的问题，却热衷于钻体制的空子，以在政权的默许下耍小聪明为荣，还自诩敢为人先，不拘一格。诚然如今“不拘一格”的品味也已不受欢迎，闻鸡起舞、亦步亦趋才能迎合新主子的审美水平。但高贵的、忠诚的广州人啊，就是要变着法子跳忠字舞，穿着西装演样版戏，连习语录也得找准粤语正字，用纯正的“广府口音”念出来，他们怎能跟“捞佬”、“北妹”一个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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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控”戒严结束一年后的现在，我突然想起了疫前和友人穿街过巷，来到泰国姊妹开的泰国菜餐厅，小店物美价廉，依稀记得里面挂着泰国君主专制头目的肖像。过去三年，泰国姊妹回乡后无法入境，小店和城市都停滞了，等到“复常”后她们重新开业，据说变得很肥腻。
想罢终于有动力重游故地，最后却去到了“复常”的海珠广场。秋来又秋去，南国的花树在初冬的暖阳下仍是郁郁葱葱，长椅上瘫坐着晒太阳的老人家，旁边停满了婴儿车。分散切割的空地上，运动的，奏乐的都有。享受闲适周末的，匆忙拉货物的人，讲普通话的，讲粤语的都有。已经无需用爱浸死佢哋（当然暴力手段还是要暗里维持），看路上的政宣广告还没中国香港的“爱国”宣传来得张目，曾经铺天盖地的抗疫宣传甚至比抗议宣传被抛弃得更无影无踪。
现场戴口罩的人屈指可数，不知当初呼天抢地的防疫爱好者今安在？
没见到传闻中在能称得上公园的空地上都盘踞着的警察，但见到身穿志愿者服装的人士从中来来回回。我不质疑大部分“志愿者”作为个体保有的善意，但这个群体作为权力延伸所透露的气息实在令人隐隐不安，应该没人怀疑他们会在政权的调令下随时化身伸向你我家门前的触爪。
纪念着“工农阶级”政权占领广州的士兵雕像，正浸淫在车流商厦的璀璨灯光里。雕像、旗杆和两者之间的空地被围栏和水马围着严严实实。曾经坐在面向雕像的麦当劳里，构思着关于一群特立独行的广州居民的小说，当然按照我的尿性，小说是写不出来的，连记录着只言片语的平板电脑，也因故障再也打不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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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后，还是想去那间泰菜小店，看看泰王的肖像被拿下来没有，去吃印度菜、也门菜、土耳其菜和俄罗斯菜，待战后探索未曾踏足的犹太中心，逛到怀圣寺和先贤古墓晒太阳，坐在人民公园长椅的一端，看着优雅的男男女女旋转跳跃。希望这些为数不多的美好能坚持久一些，希望敦和、江南西到海珠广场的抗争能被铭记。去广州的理由，大概就是这些了。
主体112年11月
令和癸卯年十月
于Seishin, Cho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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