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器官与一群猿猴
作者：Kaze
［0a.］能够被介绍（intro-duction）的，都是已经有了现成出入口的文本体系。阿甘本说道，作品（不论是诗作还是思索）始终无法完结，我们只能通过放弃去将它带到这世上（在这个意义上，任何被孕育的作品都已是其他作品的前言）。但又不得不说，此处的思索不但无法完结，甚至无法开始。
［0b.］创作是一种安那其。不仅仅是因为创作在通俗的意义上反对权威，反对支配。还因为创作不得不从没有起源与开端的绵延切入。安那其的语源ἀναρχος（anarkhos）是由αρχή（arkhḗ=起源，支配，命令，肛门）与否定的接头词ἀν-（an-）所构成。在大多安那其主义思想或安那其实践中，否定的接头词被单纯指向了αρχή，安那其主义因而成了一种反抗起源与支配的意识形态。仿佛身为安那其主义者就不得不去与那些实体化的起源与支配（比如政府）进行抗争似的。但创作的安那其，它的含义并不会被「反权威，反支配」汲取殆尽。
［0c.］「从没有起源与开端的绵延切入」，这意味着任何一次切入都是在充实的混沌中生产开端与结尾，起源与终结。我们大可将否定的接头词ἀν-理解为「切断」，那么αρχή（起源与支配）就不再是*ἀν-的受体，而是紧随ἀν-出现的作品。「起源与支配总是紧随其后的」，「起源与支配总是迟到的」。这些看似矛盾的表述，却是我们着手创作（思索与诗作）时的真理。创作是一种安那其，不是因为创作要与某种实体化的起源・支配做斗争，而是因为创作才率「先」将「后」来的起源・支配带到我们面前。创作是一种放弃，一种切断，一种先于起源的安那其（我们不得不在放弃中再度放弃：「先于」和「后来」这样的用语已经是一种不恰当的描述）。思索与诗作是先于起源的切断，同时也在起源的后方发挥其效力。ἀν-的后方是αρχή，它的前方则无法被书写。在安那其中加入留白的话，也许可以将其写作「 -an-archy」。故ἀν-*是一个拦在绵延与起源，潜势态与现势态间的「閾」，一道门槛。门槛是用以逾越的，而不是用以出入的。我们无法进入门槛之中，自然我们也就无法去介绍（intro-duction）它。如果非要自我介绍的话，我们也许可以假借人们对安那其主义者的简称去回答：我们是一群安（ἀν-）人。
［0d.］为了迈向［1a.］，我们不得不在此放弃思索。但这不仅意味着思索的未完，更意味着它的未始。因此，对这些思索区块的更正、删减、置换、续写也必是自由的。
［1a.］公社的身体是以猿猴的相貌出现的。公社是独一无二的，但猿猴是复数的。而公社的成员，或不如说是组织者们，他们并不代表公社中的某一只猿猴——「公社中的某一只猿猴」是一个不恰当的表述，因为公社的单义性与猿猴的复数性被构成性地对折在了一起——相反，他们只是字面意义上的器官。他们是组织(organization)的器官（organizers），同时也是构成一群猿猴的器官。然而奇妙的是，即使把这群有限的器官拼凑在一起，也得不出猿猴的总数。猿猴的复数性意味着数量的不可视（但并非语法意义上的不可数），而公社的自同性总已经被这些不可视的猿猴撕扯向不同方向。这里我们将见识到一个有意思的二重褶：首先是单义的组织与复数的猿猴相对折；其次是这群不可视其数量的猿猴与一群数量上有限的器官相对折。由此，我们向着公社主义发出第一个疑问：我们究竟是被蜂起与革命折叠了起来？还是说这本应是一枚生命的纸张？
［2a.］这群猿猴是还没有受肉的灵体，它们沉积在潜势态的海洋中，只是偶尔用波涛拍打感官与知觉的世界。组织者将自身的活动宿住进这些飞溅的浪花中，他们一边被日常生活的力量拉扯，一边向着观念腾空；一边被观念拉扯，一边又坠回向日常生活。他们所珍重的不是去选择大众与知识分子，日常与观念的其中一方；他们所着眼的是两者间的引力与离心力（革命家的诗所敞明的正是这不可视的力学关系）。
［2b.］猿猴是事件（event），公社则是事件的案发现场。这群器官，也就是组织者们，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此时此刻的交遇事件能够拼凑出怎样的身体（以及「几个身体」）。公社不去设立目的或纲领不是因为「不应该」设立，而是因为「无能」设立。原因很简单：先于有机体的器官永远无法把自己作为一个完整有机体的一部分去把握。比如婴儿的排泄器官更易与床组成一组有机体，是因为在婴儿的平滑身体上，帝国主义的「生体」还不足以获取它的主权。排泄器官与床的组合只是源自一种机缘巧合的亲密邂逅，而非来自统一有机体的有序指导。公社没有一个所谓的领头人——即使某个器官发挥了「头」的机能，它也只是一种先于完整有机体的头部，一种无力把其他器官的自律机能悬置起来的头部（这种悬置只属于身体的死亡）。
［2c.］将完整且独立的统一有机体作为前提的会员制（membership）无缘于公社的身体。从传统组织论的角度来看，组织者总是被表象为编制其他所有器官的指令塔（脑），或是为其他所有器官赋予活性的核心（心脏）。因为传统组织的构成单位大致可被分为组织者与被组织起来的成员，而组织的内部与外部又有着必然大于组织内部构成单元间的距离——任何固守自同性的统一有机体的内部差异化都离不开切分「上下」与「里外」的手续。然而正要沐浴曙光的安那其公社却与之不同。公社应是党派主义与非党派主义之间的回路，是组织者与组织者之间的聚合物。公社是用以组织「生活」的空间，而非组织「成员」的空间。那么任何一位志向于生活的公社成员必然都已是公社的组织者。作为组织者的公社成员因而将器官作为指标，而非身体。同时，既然生活不是一个组织机构，那么公社当然也不会是一个独立于外部的党派性组织。由此，公社与组织者们可以自律地与其他组织或组织成员相互连接或切断。组织者们不是因为从属于某个公社，所以才要去做些什么，相反，是因为他们再也无法抑制那「想要做些什么」的欲望，所以才要求公社的存立。前者只能算是任务，后者则被唤作使命（在字面意义上去接受命运与生命的使役）。
［3a.］任何一次读书会，一场电影上映会，一轮城市空间的探索都企图在行政管理手册的外部书写一场例外事件（公社活动是一种正在萌发的「事件文学」）。总的来说，公社活动总是在孕育猿猴的蜂起，而任何一个组织者都在此发挥着子宫的机能。因而作为器官的组织者既是属于猿猴内部的某个器官（「n」），反过来又都是使猿猴（事件）向外生发的子宫（「1」）。固组织者的主体构成素可被化约为函数式f(x)=1+n。就像子宫无法了解自己所孕育的胚胎一样，猿猴的身体，或说是蜂起与革命（我们对两者暂不做价值上的区分）也是不可视的。
［3b.］没有一个组织者能预测我们所组织的活动会带来什么，但我们对任何意外都抱有期待。我们会去设计各种愉悦的企划，而这种设计本身就值得我们愉悦。我们各自期待着其他组织者去发起活动，在这一期待中，我们互相为对方赋予活性。我们分享各自的兴趣，我们访问各自的房间，我们一同喝酒唱K散步。做这些不是为了去形成一个以相同兴趣为中心所组织的同好会，或是为了去消磨那难以忍耐的无聊，而是以此将其他人或甚至是自己卷入不同的生活空间与律动。我们的交汇不是为了去向互相的生活方式生成，而是为了让那交汇事件将我们一同投向另一种生命形式。
［4a.］为革命进行编码（设立目的、程序、纲领）与之于生体的工学控制论来自同一种趋向。左翼的革命纲领与右翼的生命计划（Lebenplan）同时将人们带向了成功与失败，先进与野蛮，手段与目的，独立与颓废的世界。我们逐渐被那样的世界夺去游戏、实验、安眠、迷幻，乃至生活的余地。资本主义世界所标志的活动力以三位一体的坚固形态取而代之：为了生产的休息/为了休息的生产，为了消费的生产/为了生产的消费，为了休息的消费/为了消费的休息。在这样的世界里，我们仅此一次的生命被统一指向了优质且健康，守序且独立的生命。充斥在公社性生活中的那些不可预料的惊喜与事故，以及反抗者的躺平与互助合作对于如此的生命观念来说只是一种愚蠢且危险的敌性要素。我们不仅会去综合性地分析/分析性的综合这个没有外部（或说是只有外部）的资本主义世界，更热衷于在自己的生命中寻找一只野蛮的猿猴，并用它的口吻向这该死的世界说一声fuck。
［4b.］然而，公社的舞台上并不会把与法秩序的正面对抗设计成生活的主要戏码。与全球资本主义世界的运动战也并不是我们的主要战役。在运动中要么消灭敌人，要么被敌人消灭。寻找敌人或友人是政治斗争的逻辑，但这不能覆盖生活的全部。我们在组织公社活动的生命形式中学着与千人组成千种关系，也学着与每一人组成千种关系。我们是同志（camarada），但不仅是同志。与既往左翼的人际关系不同，同志这个关系不会成为公社成员间的支配性关系。同样，同志也不会成为打包销售阶级意识的前卫关系。公社生活中，人们的关系可以是同志，是同好，是同伴，或是同窗。更重要的是，我们是组织生活的器官——是孕育生命的子宫，也是构成生命的脏器。正如巴塔耶所说，「恋人们的世界有着不亚于政治世界的真实」（L’ Apprenti Sorcier），我们首先学着如何在我们的床上，在我们的厨房，在街边的角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去寻找真实的面貌。既往的左翼运动只能去与油管和推特竞争一天中的那三四个小时，而公社性的生命形式则将我们的二十四小时敞向另一个可能性的平面，一个全然一新的实验空间。
发表于2022年9月23日